“四普”队长冼永城：基层文物保护，要为后来者“留言”｜文化中国行·我在广东找文物

巍巍中华，悠悠南粤，文脉绵长(miánzhǎng)，瑰宝生辉。 2025年6月14日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当天，广东省(guǎngdōngshěng)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潮州展出，最新呈现全省各地(quánshěnggèdì)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(de)阶段性成果。 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(dì)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、改革开放先行(xiānxíng)地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。截至2025年(nián)5月31日(rì)，广东全省累计复查“三普”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，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。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(wénwù)普查开展以来，《羊城晚报》密切跟踪报道，记者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(shēnrù)田野作业一线，实地见证(jiànzhèng)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。 即日起，我(wǒ)们将持续推出“我在广东找文物”系列报道，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，走进“四普”重大发现(fāxiàn)遗址，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(tújǐng)。 6月10日，记者走进(zǒujìn)冼永城办公室时，他正伏案工作，几沓大部头的书籍资料几乎掩盖了他的身形，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(cānyù)编撰的白云区地方(dìfāng)文化研究著作。 到(dào)今年10月，冼永城从事基层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工作将满20个年头，现任(xiànrèn)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业务部部长、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。 他先后参加了第三(dìsān)、第四次全国文物(wénwù)普查（以下简称“三普”“四普”）。去年年底(niándǐ)，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(shídìdiàochá)了白云区的重要新发现——黄佐家族墓群。其中，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后被(bèi)“赠礼部左侍郎”，这个实物线索或将修正《明史》中其被“赠礼部右侍郎”的记载。 白云区有上百处文物普查点，冼永城(yǒngchéng)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(duōshǎo)次。有人说他是“白云活地图”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冼永城并非土生土长的(de)白云人。 从“三普”到“四普”，从“城仔”到“城哥”，冼永城的故事，还是得从他案头(àntóu)的一本(yīběn)著作讲起。 一通电话开启(kāiqǐ)二十年文物保护路 2005年，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经过早期以麦(yǐmài)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，终于进入整理(zhěnglǐ)编著阶段。 当时的“城仔”，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。暑假时，他看到白云区(báiyúnqū)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(dǎzìyuán)，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(hé)自身所长，他报名加入了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、录入工作。 “当时的(de)工作条件非常(fēicháng)原始，我(wǒ)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。这样来看，就能感受到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‘四普’工作的助力(zhùlì)有多么大。”冼永城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的那段时期，感慨颇多。 为了全心投入该书(gāishū)的整理编著工作，冼永城(yǒngchéng)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，跟着麦英豪、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文物现场实地调查。最终(zuìzhōng)，该书于2006年完稿，2008年正式出版。 现实生活(xiànshíshēnghuó)往往充满戏剧性。冼(xiǎn)永城坦言，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。 而(ér)正式让冼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(de)，还是该书出版后不久，来自老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—— “城仔，你毕业找到工作没有？现在全国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，你要(yào)不要回来(huílái)帮忙一起干？” 就这样，冼永城开始跟着(gēnzhe)平均年龄超过65岁(suì)的队伍，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。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，就和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。 现已(xiànyǐ)退休的白云区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冼永城的“领路人”。两人亦师亦友(yìshīyìyǒu)，冼记城说：“刚(gāng)开始，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，我印象一直很深刻。” 参加“三普”那四年，冼(xiǎn)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，完成学业后不久又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考古(kǎogǔ)知识。这个过程中，他既(jì)要当司机，又要负责测量(cèliáng)、记录，晚上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。前辈们倾囊相授，冼永城也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，从零开始(cónglíngkāishǐ)学起。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(yīcì)发现 近20年过去，如今已是(shì)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(duìzhǎng)的冼永城，面对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“对我(wǒ)来说，‘四普’是很好的一次‘传帮带’的机会，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有信心。” 谈到白云区的“四普”工作，一定会谈到白云山上黄佐家族(jiāzú)墓葬群的发现。冼永城表示：“它是(shì)目前白云山上规制最高的明代墓葬，也(yě)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发现。” 去年11月，在(zài)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，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(gǎnwǎng)白云山现场。清晨山上水汽很重，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(zuì)前面，在密林里灵活穿行。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。 墓葬群现场，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(jiǎndān)清理后，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它们依山势而建，由上至下直线分布，均朝向(cháoxiàng)正南方。根据碑文可以(kěyǐ)得知，从上至下，这些墓的主人分别(fēnbié)是黄佐的爷爷黄瑜、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。 史料(shǐliào)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白云山的记载。《番禺县续志》提到：“明长乐县知县乡贤黄瑜墓、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(huángjī)墓、少詹事谥(shì)文裕乡贤黄佐墓，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。” 但苦于白云山地势复杂，山体庞大，此前一直没有发现(fāxiàn)墓葬群的(de)确切位置。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本土(běntǔ)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，随后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确认。 “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(mùzàngqún)最上方，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大片(dàpiàn)墓葬群之前没被发现？那个时候，我们对这是黄佐墓(huángzuǒmù)的说法还是存疑的。” 冼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，发现黄佐家族墓葬群的经过：“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黄佐的《泰泉乡礼(xiānglǐ)》，所以在(zài)现场立刻认出了墓碑(mùbēi)上的‘泰泉’二字，一下子就把两者(liǎngzhě)联系在了一起。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的感觉，非常奇妙。”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。 之后的普查中，普查队顺着山势往(wǎng)下，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(mùzàng)下面陆续发现了黄佐后人的墓葬，规模形制都未超过(guò)这三人的大墓。遗憾(yíhàn)的是，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，赑屃所驮石碑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。 冼永城表示，未来计划要将该墓葬群(mùzàngqún)申请认定为(wèi)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。 让村民对文保从了解、理解(lǐjiě)到支持 作为深扎一线多年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，冼永城向记者(jìzhě)吐露了日常工作中(zhōng)的心声和难处。 他说最常遇到的窘境，是当地村民(cūnmín)不了解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，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、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(jiàzhí)，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，还容易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。 从了解到理解、再(zài)到支持，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展开(zhǎnkāi)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，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(yìshí)。冼永城说，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。 他将桌上的《白云(báiyún)私塾》《白云社学》《白云碑刻》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(gěi)记者。 接受采访前一晚(qiányīwǎn)的凌晨，他才刚写完《白云圩市》下册的初稿。冼永城提到其中“白云私塾”的内容(nèiróng)，他说，自(zì)明清至民国，白云区至少出现过253家私塾。“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，由于村民(cūnmín)的观念等原因，有些私塾没有纳入普查范围，多年前已被拆除。” 冼永城解释，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(jījíkāizhǎn)地方文化研究工作，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(de)历史文化资源，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(wénwù)的私塾，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(rénwù)。他说，只有村民们了解之后，为这些由衷感到自豪，才能自发性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。 “另一方面，作为(zuòwéi)文物保护工作者，我们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，希望通过研究(yánjiū)整理，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。” 对冼永城来说，他是在行走中挖掘(wājué)白云区历史文化的。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老师曾给过我一句评价：实践(shíjiàn)出真知。我也(yě)始终认为，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，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。” 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，如今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(bújiànzōngyǐng)。但对于这座人们记忆中的私塾，冼永城从不愿(yuàn)放弃研究。他去过不下(bùxià)十次，进村找老人对话，同时细心翻阅镇志，尽力挖掘史料。 “最难考证的是人(rén)物故事，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，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、曾经(céngjīng)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获取一些资料，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。”冼(xiǎn)永城坦言。 采访尾声，冼永城告诉记者，今年他的(de)(de)儿子刚(gāng)参加了高考，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，想让父亲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历程，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。 记者不由好奇地问：“那这么多年来，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(xūntáo)，对文博考古领域也比较感兴趣？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(ma)？” 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，20年前，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，全身心投入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工作，父母始终支持他的选择；20年后的今天，在孩子(háizi)的人生路口，他也会像当年(dāngnián)自己的父母一样(yīyàng)，不给孩子的未来(wèilái)设限。 文 |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图 | 受访者供图（除署名外）总策划(cèhuà) | 任天阳总统筹(tǒngchóu) | 林海利监制 | 陈桥生策划 | 邓琼 吴小攀(wúxiǎopān)统筹 | 朱绍杰